我沮丧地回到家中，母亲听完我的述说，伤心的哭了，两肩一耸一耸的，边哭边数落儿子这样的不争气……

　　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落水狗，中午饭也没吃，就这样漫无目标地在街头走着、走着，最终又走进了位于坝口镇中心的县工人文化宫。

　　已是晚饭时分，以前的一个朋友程万保拉着我到一小饭馆，煲了二两酒二人吃了一顿。万保告诉说，在我去白米后不久，工人文化宫成立了“县青年业余文工团”，现在已有男女青年三十多人，程万保也在其中，他让我也去参加。

　　饭后，我跟着万保又去了工人文化宫，文化宫负责人问了我一些简单情况，说：

　　“可以。”

　　这样，我就正式成为业余文工团的一员。主要是晚上的时间，去参加一些节目的排练。因到附近几个工厂，乡演出，反映好，文化宫又组织排练了扬剧《朝阳沟》等，黄明珠、李宝章、程万宝、卢文芳、黄贵华（小）和我都担当了角色。当时在文工团我的年龄较别人大，也长的老气，就成了专演老年人的特型演员。那年春节，在文化宫连演三天，场场爆满，很多认识的人都朝我伸大拇指：“你行！”就在几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７月我带孙孙回乡祭祖，有认识的人还在传这样一个故事：说有次文工团去乡下演出，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坐在台下一个角落，这时边上一个老农民，跟我要火（点烟），问：“你老今年六十几？”引得人们一阵哄笑。

　　除在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，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帮居委会忙，那时已开始“上山下乡”，居委会正在加紧摸底、动员。对那些可以动员下乡插队的人也在主动找其谈心。

　　我母亲也是居委会的一个小组长，也分配有“谈心”的任务，放着自己身边在家待业的“我”，母亲在做他人工作的同时往往遭别人的白眼，所以，我回家就不免又被母亲数落。听多了我就感到心烦，经居委会主任同意，就搬住到居委会的一间办公房里。

　　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有朋友帮出主意。因我从小喜欢画画，也曾专门自学修练“像片放大”，初有成效。朋友帮挂起“人像艺术放大”的牌匾，我又翻出家中以前画下的王丹凤、赵丹、王晓棠等明星照和碳粉、画笔，在这居委会的房子里，想大显一番身手。然而，不到两天，居委会主任找我，说是镇上一位领导发话不让搞，与“上山下乡”大方向不一致！

　　走投无路，难道说也只能走“上山下乡”的路，但居委会主任从来也没给我提起“上”、“下”一个字，我究竟该怎么办？而每当回到那“家”中，见到母亲因为生活煎熬而微微驼背的身躯，我的心也在受着煎熬……

　　一次由居委会组织的到附近“公社”抗旱的活动后，我悄然地没跟大家回来，一个人就在那田埂上坐着。

　　晚上，父母见我还没回家吃饭，打听了几个地方也没有，他们慌了，就找到居委会主任。主任一听也着了急，忙安排人四下去找，最后终于在一田埂上发现躺在那里的我。

　　回到家，母亲急的直哭，又在唠叨：

　　“你呀，你不能这样想不开，你还要不要这个家。管不管我和你爸……”

　　我只有低着头，不语。

　　时值秋日，一天中午，母亲手拿一张县劳动局的《通知》，让我去参加一次珠算考试。最终以８６分被录用，分配到兴太供销社参加棉花收购工作。

　　兴太是个水乡，河道纵横交织，在这里出门必坐船，别是一番风光。

　　供销社主任蔡益吾是个文化人，对我的到来他很尝识。领导分派我的工作，就是负责棉花收购，农民们用船送来，我就过磅，结算。

　　一块有足球场大的空地上不到两天，棉花就堆得象雪山一样。因有原来在白米收粮的经验，算盘打的“噼里哗啦”，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。一天干下来，也是挺累人的。但我不叫苦，有时还参加守夜值班。蔡主任很满意。

　　然而在兴太供销社工作时间不久，就又接到苏州蚕校《通知》让去学校报到、集中，分配去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工作。

　　经过这两年的磨难，这时的我已经铁了心：到新疆去！

　　兴太供销社蔡益吾主任没有挽留，他们为我祝福，专门派人用小船将我送到溱潼，我再坐轮船回到姜堰。

　　这时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，我终于告别父母双亲，告别故乡姜堰，去了大西北——新疆。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。（陈泰）